六

　　李嘉诚的行事方式就这样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在大陆，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即使如此，他的成功与他在香港地区的辉煌比仍极失色。这里有传统文化惰性的一面，也有李嘉诚的事业有待在更大更纵深的文明内部展开的一面。在中华文化里，在文明共同体内部，李嘉诚仍显得渺小，仍不足道。

　　不管怎么说，大陆正在转型。如中外有识之士一致看到的，这是艰难的转型。但这种阵痛在香港的历史上已上演过了，只是与香港发生的相比，这一次无论在规模、时间、性质等层面上都堪称重大。正因为如此，大陆的转型也引起了李嘉诚的关注。从另一角度讲，李嘉诚早已无法置身事外。如前说，他在香港的成功多与大陆的政治变动相关。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虽让他捡得“很多便宜”，但他仍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潜意识里有一种惶惑。如他自己所说，在关心国际市场的同时，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内地的变化。惋惜之外常常是莫名的担心。处于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对于一个不得不介入政治的所在，其担心是可想而知的。很多人认为，曾经大做捐献的李嘉诚已经从大陆获得了不少好处。但在李嘉诚看来，即使自己做了这种捐献，如有1%的生意却受到影响，那么他宁肯没有做捐献而生意出现超过10%的不利。事实也是，虽然他在内地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他600多亿的投资中，有超过15%～20%的项目是不理想的，虽然他感觉总体“还算不错”。对于商人而言，一个项目出现亏损或经营不理想，他可以要求经理层重新考虑规划，改变不利处境只是时间问题，但对于大陆这样的转型市场来说，赢利与否，甚至项目本身，考验的只是他本人的智慧。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传统文化对李嘉诚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地是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即更接近于我们平常所谓的道，商业上的思维他则更接近于西方。李嘉诚认为，东方和西方的很多东西是可以结合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传统文化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地方，而西方的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认同，使得李嘉诚对于内地市场的态度始终难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他发现，几十年来，他对内地政治的了解还不是很到位。1992年后，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是企业。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房地产的神话。这位超人没有忽视政府的作用，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北京，商业是第二位的。这一认识的代价是，不仅使得原来的计划大打折扣，同时在余下的商业利益上也要做出让步。民众们也无法同情他，他像一个孤独的异类。

　　对于内地的市场环境，亲身领教的李嘉诚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内地要发展，必须舍弃一些传统的，死硬的做法，“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也是他在1998年对香港投资环境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对强大力量政府的担心，促使他在80年代中后期增加海外投资，虽然他没有将公司迁册海外。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成功与特权无关的李嘉诚终于更深地卷入了权力的关系之中，收购香港电讯即是明证。

　　李嘉诚已在权力之中。风险更大，发展更不确定。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渗透已到了与大陆传统文化短兵相接阶段。李嘉诚在大陆发展的差强人意只是序幕中的一场而已。

　　李嘉诚如何作为？“实际上经济制度问题绝不是经济本身，他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综合的结果，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李嘉诚这么说。

　　七

　　李嘉诚已是高龄。但按吾人文化特色，这正是做事的好时候。名利浮云也，从心所欲，李嘉诚想到的是什么呢？

　　从外人眼看，李嘉诚在大陆社会和其它地域的作为尚未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市场和管理领域的“劳碌命”可结束了。止矣。难道他还想把在香港那种套别人的钱成为自己势力的方式用于大陆众多的银行、企业和千百万普通大众吗？他自己不是告诫过，在他自己的家乡潮州，一分钱也不挣吗？

　　不断挑战自我需要新的突破。李嘉诚需要创新。富极的他也许像当年贫极的父亲一样需要重新开始，遗憾的是已有了超拔境界的李云经先生无力开始，那么李嘉诚能否做到这一点？

　　他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权力、文化变迁里如何作为？这也是当今社会里的崭新课题，这是不同于传统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新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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